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著名学者徐放鸣教授莅临我们东吴讲堂给大家作学术报告，大家热烈欢迎！
今天徐老师很辛苦，他一早从徐州出发，坐了几个小时的高铁，风尘仆仆地从彭城南下我们这个地方——东吴。徐老师长期在高校担任主要领导，为高校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徐州师范大学的老校长，江苏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我和徐老师有两个“同年”——一个是高中我们是一届（七十五届），上大学也是一届（七十七级）——但是他比我强得多。作为学校原来的主要领导，徐老师他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不忘学术。对于老师来说，应该以学术为主，徐老师在做好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能深耕学术，在美学、文学、传统文化研究等领域都有创获，影响很大。另外，一个令我特别感动的，也是值得我很好地学习的，是坚守讲坛，坚持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徐老师现在还在上课，深受学生的喜爱。
下面，我把徐方鸣教授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同学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现在是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文艺学学科的负责人。徐州是一座古城，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徐老师在担任党委书记期间，对江苏师范大学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他是徐州市云龙书院的院长，兼任国家教育部艺术学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委员，江苏省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副会长，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主讲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讲座主讲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主讲人等。在每一个称名的后面，都有他大量的学术贡献。徐老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主要的著作有《沫若诗话》《创作个性研究》《审美文化新论》《审美文化新视野》《另类英雄李云龙》《审美文化与形象诗学》《中国形象的艺术呈现研究》等，多次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曾经被邀请到美国、德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今天徐老师给我们大家作的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与应用场域”。我用两个字概括——前面半句实际上就是“学”，后面的就是“术”，学与术的很好结合，我相信他的学术报告会给我们老师学生很多的启发，我们再一次感谢徐老师在百忙当中为我们大家讲学。
徐放鸣：感谢丁晓原教授的介绍。各位老师、同学们，我很荣幸能够应邀来到常熟理工学院，来到我景仰已久的东吴讲堂和大家交流。在座的同学们刚好上大二，是在开设文学理论课程的这个时段，我今天来和大家交流的问题和大家正在学习的文学理论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先要说一点题外话，刚才丁晓原教授介绍的时候说我来自古城徐州。在咱们江苏，有两种文化是带有江苏地域特色的，一是吴韵，二是汉风。我所在的江苏师范大学长期在徐州扎根办学，所以我们学校一直把传承发展汉文化作为一种办学特色，一种学术使命，也是学校的文化品位的表征。刚才丁老师说到了我们的汉式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那就是体现我们对汉文化的传承和致敬。今天我来到吴文化的所在地，来感受吴韵的江南风情，这本身就带有文化多样性的交流和渗透的意味。
常熟理工学院在办学上很有特色，我早就有很深刻的认知，特别是《东吴学术》这本人文杂志创刊以后，在学界逐渐声名远播，是我很看重也很钦佩的学术杂志。在丁晓原教授的带领之下，杂志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通过阅读杂志上的文章，让我对东吴讲堂有了更多的认知。这一次能够有机会来到东吴讲堂和同学们交流，向老师们请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机会。借今天这个宝贵的时间，我想和大家交流的问题与我最近这几年所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相关，就是围绕着“形象诗学如何引入中国的国家形象研究”这个实践问题来展开，所以我把讲座的题目设计为“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与应用场域”，恰好与同学们二年级所学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形象的分析有着内在关联。
在今天的交流当中，我想重点讲四个问题。一是从现实语境来说，为什么国家形象的研究需要引起重视，谈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然后二、三、四顺次展开——介绍形象诗学的理论基础；形象诗学如何形成新建构；以具体案例来探讨文艺作品塑造国家形象可以怎么做，将来怎么样去延伸和发展，我们做一点样本分析。最后留一点时间欢迎老师和同学们就讲座的内容作一点互动。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国家形象建构问题
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并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而是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情况，也谈一些看法。
第一，国家形象问题成为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双重课题。这里讲的双重课题是说既是学术的，也是实践的。我们就从几个例子说起：二〇一一年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就是《纽约时报》所在地的那条大街，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那里出现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将近二十天的时间里总共播出了八千四百次。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力量拍摄的一套两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时长十六分钟的是“角度篇”，另外一个六十秒的短片叫作“人物篇”。我们看一下“人物篇”。现在屏幕上的是著名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座的同学应该都知道，但是国外的人不大知道他。人物篇在短短六十秒里面呈现了五十九个人物形象，同学们可以看一看，你能够认识其中的几位呢？大家看，最上面这一排三个人大家应该都认识，就是姚明、刘翔、丁俊晖；第二排是一批科学家，最右侧这个就是袁隆平了；中间第三排是一批体育界、文艺界的明星，居中的是郎平，美国人比较熟悉她，最左侧的是杨丽萍，著名的民族舞蹈家，还有郭晶晶等等体育和艺术的明星；第四排是一批企业家，其中有马云，在最左侧；第五排是英雄航天员。这个片子在六十秒时长当中呈现了五十九个人物，不仅如此，开篇十秒还是舞蹈《千手观音》的精彩片段，结尾处是标志性的“中国红”。就这样用六十秒的人物篇来向世界呈现开放自信的中国人形象。从播出的背景来说，在二〇一一年初推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是为了配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访美，每一次播出只有六十秒，时间很短，但是频次很高，这就形成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世界十字路口的一次尝试。由此说明，中国主动塑造自己的形象已经变成了国家行为，由官方机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来组织创意和推介，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让我们感到困惑也感到痛苦的，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们一直期待那一年中国的国家形象获得显著提升，因为我们如此自豪地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当时的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的。可是这一年的年底，国际媒体公布的国家形象评价结果，中国的形象美誉度不升反降，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其中最为令人愤慨的是在奥运会之后的九月份，就发生了石家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这在国际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因为奶粉的生产与妇女、儿童、老人的生命健康相关，这是国际公众最关切的问题。一时间负面报道铺天盖地，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第三个例子是中国游客的海外表现，构成了国外的复杂评价。一方面中国游客的购买力旺盛，消费意愿很强，给旅游目的地各国带来了许多生意，商家都很高兴，中国游客愿意多消费，买奢侈品很受欢迎。另一方面，中国游客的文明素质和文明形象存在问题，存在许多值得警醒的“大国小民”现象，被国外媒体和公众广为诟病。这方面的例子就不多举了，我想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尤其是同学们，应该有这种警醒。中国有接近十四亿人，每一个人在国外的言行就是代表中国人的形象，你的一些行为有可能损伤的就是中国的形象。第四个例子是纪录片《大国崛起》引发的中国威胁论。这要说的是二〇〇六年，中国媒体和智库在系统地总结欧洲传统强国崛起的时候，制作了十二集纪录片《大国崛起》，该片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老牌强国的崛起历程。令人意外的是，就是这样一部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的纪录片，在世界上却引发了负面评价。因为提到崛起，外国人敏感，中国人要崛起，就引起了中国威胁论等等负面的声音，这迫使我国高层放弃了“崛起”的说法，不再提和平崛起，而改提和谐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述例证说明了国家形象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实践当中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如今那么在乎自己的国家形象问题呢?应该说这是成长中的大国必然要思考的现实问题。过去我们积贫积弱的时候，顾不上谈自己的形象问题，现在我们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全面成长，特别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以后，更加在乎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注意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个问题就现实而敏感地表现出来了。
第二，国际竞争中的国家形象构建。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分成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硬实力就是经济、军事、科技，现在美俄两方动不动就秀肌肉，咱们也适当体现了一下，像在南海相互秀肌肉已经成为常态了；还有软实力，就是核心价值观和民族文化传统所构成的国际影响力。“软实力”这个概念来自美国的智库学者约瑟夫·奈，他提出了一个软实力的概念叫作softpower，也被翻译成“巧实力”。软实力具有润物无声的效果，甚至更具有渗透性和影响力，要比单纯的秀肌肉，比谁的拳头硬效果好。所以软实力的竞争也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观点，是国家形象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认同问题。在我的研究中，我始终认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有着双重功能，不仅仅是对外宣传的需要，对内也有着对全体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凝聚、引领、提升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形象认同是不可偏废的，这是我在研究当中非常强调的一个观点。
第三，历史视域中的中国形象怎么样。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不能专题讲中国的形象史，但是我想用一个极为简单的说法——按照现在流行说法叫作极简史——告诉大家，从一二五〇年，也就是从公元十三世纪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构建，在这七百多年中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这期间西方舆论和公众中所形成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急剧的变化。最初的五百年是赞美期，形成了被称为“乌托邦化”的中国想象，就是一二五〇到一七五〇这五百年间，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特别是中国想象，对中国进行了乌托邦化的美化。从物质生产到人文习俗，到国家制度君王统治，都是得到赞美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的欧洲发展相对滞后，他们要想象和建构出一个美好的东方来反观自己、激励自己，这是前五百年的赞美期。然后一七五〇年前后出现了矛盾期，就是看法不一致了，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包括西方启蒙运动的那些大人物，像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等，也对于中国的观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再往后到十九世纪，就出现了否定期，因为西方自身的发展具有了领先优势，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工业文明的建立，使得他们的自身发展站到了新的平台，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反衬自己进步和强盛的没落的中国，所以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的愚昧、落后、封闭、保守等等，于是建构出了否定性的中国形象。第四个时期是面对现代中国，西方的观感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的。大体上我认为极简中国形象史就分成这四个阶段。总体的倾向是：前半部分对中国形象进行乌托邦化，就是想象中的美好，后半部分对中国形象进行妖魔化，或者称为意识形态化，这就是历史视域中的中国形象。
第四，当代中国的大国形象自觉。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在乎自己的国家形象？因为我国是文明古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在国力强盛之后自然更加关注自己国家形象的美誉度，而且因为关注，又要面对种种不如人意的负面评价，就形成了诸多方面的形象焦虑。二〇〇七年，由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我们的文艺如何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提议大家就此展开讨论，后来《文艺报》一共发了十六篇文章来讨论这个形象焦虑问题。实际上不仅是文艺界，在国际关系领域、新闻传播领域都存在这种国家形象焦虑，这也说明当代中国开始出现大国的形象自觉。
如何理解国家形象呢？我想强调两个观点。首先，国家形象是在现代传播机制之下，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民众心目中所形成的印象观感和综合评价。这个印象观感和评价是怎样构成的呢？往往与媒体相关，一国发生的事情是通过媒体的报道而传播和放大的，所以域外公众的综合印象、观感和评价是这样来的。其次，国家形象可以是自己主动建构和呈现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自己主动建构和主动呈现本国美好的方面，但同时国家形象也可能被构建、被呈现、被妖魔化。你在主动构建，别人也在根据需要来构建你，所以国家形象的构成往往呈现各种复杂情况，自我构建和他者构建扭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国家形象的构成并不是抽象的，它是由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国民形象、历史文化形象和区域形象等等综合构成的。有时候一个企业的不当行为就会有损国家形象。再结合到国民形象，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在特定场合、以特定的行为代表国家形象、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因此如何增强积极塑造自己国家正面形象的意识，如何以自己的文明行为为国家加分，这是我们每个国民应该思考，也更应该实践的。我们的媒体在这个方面一直在做工作，推出了“中国精神、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表达”系列公益广告，这就是面向自己的国民增强形象塑造意识的媒体实践。另外，有关部门还推出一个“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大家看这个logo，总体是一个文明的“文”，构图上面是龙，下面是长城，都是中国文化符号。为什么用这种文化符号来表征？中国人如何展现自己的文明素养来面对世界？这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看到的问题。
第五，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主体性强调的是，要增强主动塑造正面国家形象的自觉意识。包括在座的你我他，也包括我们的新闻和文艺从业者，都要增强主动塑造正面国家形象的意识，以有效的形象构建来抵御西方势力对中国形象的诋毁和妖魔化、污名化。因为你不主动去构建，就会被国外的势力进行他者化的构建，造成自我形象塑造的缺席。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强调的是什么？是要重视国家形象建构中传播与接受的关系，就是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其中存在着形象构建的交互主体性。对象受众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它也是一个主动的建构者。在主体与受众的关系当中，要实现有效的形象传播，就要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积极适应接受方的文化背景和它的期待视野。要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第六，实现中国梦需要良好的国家形象支撑。首先，积极的国家形象塑造构成了国家形象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你有良好的国家形象口碑，人家就愿意跟你打交道，愿意跟你做生意，愿意在友好往来当中增进友谊。其次，要使中国形象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让全球华人共享作为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因此，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要用普通人的出彩人生来汇聚成强国梦的主旋律。这里我提供一个资料：是外媒评选出的中国文化符号。二〇一〇年《美国新闻周刊》征集了主要发达国家的网友投票，评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十二个文化国家，以及代表这十二个国家形象的文化符号。入选的十二个文化国家中，美国列第一，虽然美国的历史不够长，但是其综合实力占优；中国列第二，后面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印度，希腊，韩国。在入围的这十二个国家当中，除了美国的历史较短，其他都是文化历史比较长的。请看位列第十三到第二十的国家，埃及终于出现了，埃及是公认的文明古国，国际上承认的埃及文明历史有五千一百年，但是由于综合实力欠发展，所以掉到了第十三名。后面还有墨西哥，墨西哥可是产生了玛雅文明的地方。还有泰国、巴西，以色列，土耳其，奥地利，伊朗等，这就是二十个文化国家。再看入选国家的主要文化符号：美国的符号是华尔街、可口可乐、NBA、自由女神像，还有迪士尼。基本上没有充满历史感的文化符号。华尔街是经济符号，可口可乐是饮料，NBA是体育，自由女神像是民主自由精神的象征，迪士尼是娱乐。相比之下，英国的文化符号就不一样了，英语排第一，其次是白金汉宫、牛津大学、绅士风度。最有意思的是绅士风度不是一个实体，却也成为了国家形象的一种表征。再看意大利的文化符号：罗马帝国、罗马教皇、文艺复兴、还有大家喜欢吃的披萨。最后看《美国新闻周刊》评出来代表中国的二十个符号：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中国烹饪。我略感到诧异的是中国烹饪排得比较靠后，按理说外国人比较了解的中国文化符号一般就是舞龙舞狮、中国戏曲加上中国美食。通过这二十个符号也大体能看到外国人心目中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怎么样的。其中以古代的历史文化符号为主，体现现代中国的文化符号很少，这是和美国迥然不同的地方。
由于上述的六个方面，所以形象问题进入多学科的研究视野。除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以外，艺术学、文艺学、文化学等等都开展了相关研究。我在二〇一二年获得批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就是研究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建构问题，这是这一领域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这个课题，我的基本研究思路是：以“国家形象构建”为问题域，以“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为切入点，以“形象诗学”和“综合研究”为方法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问题给予总体研究，这就是我最近几年着力在做的一个实践性的课题。
二、形象诗学的理论基础
讲到形象诗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要交代一下它的三个来源。大家学习了文学理论，刚才我也努力结合大家学的基础文学理论，特别用了你们教材上的一个术语，叫作期待视野。读者都有自己的期待视野，对作品的接受往往与特定的期待视野有关。
首先，从诗学概念的内涵分析说起。大家学习了文学理论教程，要注意对诗学的概念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讲到诗学，就不单纯只是关于诗歌的研究，也不是单纯指现代诗歌的理论。在历史传统当中，由西方形成的传统，诗学就是指的文艺理论。为什么叫诗学？因为西方最古老的文艺理论著作，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研究论著被命名为《诗学》，后来这种传统就传承下来，人们习惯于以诗学来代称文艺理论。世界上多数国家认同这个说法，但是也有例外，比如俄苏始终不接受诗学概念，还是用“文艺学”来称呼文艺理论。所以大家看书的时候可以注意到，苏联学者的著作不出现诗学的概念，谈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叫作文艺学。我们对诗学概念的内涵辨析，有几个具体侧面要做辨析。一是在诗学概念的理解中，有东方之诗学与西方之诗学的区分。东方的诗学假设以中国为代表的话，最早的东方诗学主要是以抒情诗为代表性的文类。而西方的诗学，最早是以戏剧为代表性文类，特别是以悲剧理论作为代表。如果大家读过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话就知道，他谈的主要是戏剧问题。世界上诗学历史发展较早的还有印度，印度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也发展了自己的诗学，也是偏重于戏剧理论。到了公元七世纪，印度才发展出关于诗歌的理论，这构成了印度诗学的两个传统，戏剧传统和诗歌传统。二是古代的诗学与现代的诗学。中国讲到古代诗学的时候就是传统的诗歌研究和品评，比如诗话，词话，关于古典诗词的研讨以诗话，词话的形式来表达，这构成了古代诗学的中国形态。现代诗学在中国语境当中有两种指向，一种是搞新诗研究的学者的看法，把现代诗学看作是新诗理论研究的学理形态；另一种就是文艺理论界的学者，倾向于现代诗学就是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三是文艺学的诗学与文类学的诗学。文艺学的诗学总体上就是文学理论，文类学的诗学讲的是文学体裁问题，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些文学体裁。当讲到文类学的诗学的时候，它又具体指向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四是走向泛化的当代诗学。进入二十世纪后，“诗学”的概念出现泛化的趋势，大家读书时有可能遇到许多诗学，包括历史诗学、性别诗学、文化诗学、比较诗学、媒介诗学、生态诗学、对话诗学、传记诗学、空间诗学等等。在大家的专业学习逐渐深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诗学分支呈现着文艺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形态。所以，诗学的概念是一个不断扩展而走向泛化的概念。
其次，从形象论到形象诗学。形象塑造与形象分析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形象论是文学理论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形象分析构成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方式。大家进行作品分析，往往就是做形象分析。比如说，从去年到今年有两部引发关注的主旋律影片，《战狼Ⅱ》和《红海行动》，在影片中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主人公形象。《战狼Ⅱ》中吴京所扮演的主人公冷锋是一个独狼式的英雄、孤胆英雄。对这个人物的形象分析人们有一些分歧，感觉是有些复杂的、别样的英雄，比如说该影片就是复制的好莱坞模式，渲染独狼式的个人英雄，英雄背后的国家形象比较模糊。《红海行动》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称赞的影片，塑造了一组英雄群像，一个特战分队、一个特战的群体，其中的多个人物形象都个性鲜明。所以对文学和影视作品做形象分析，可以说是大家学习文学理论，开展文艺批评的一个入门功夫。进一步说，为什么要从形象论走向“形象诗学”？这是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逐渐拓展出的新的研究方向，我要提到三位学者所做的贡献。
第一位是湖南师范大学的赵炎秋教授，他把形象问题上升为文学的本质，提出了文学的形象本质问题，致力于将形象理论提升为形象诗学。赵老师曾任湖南师大文学院院长，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还搞过外国文学研究。在他的书里，讲到语言论与形象论是两种基本的文学本质观，由此构成了“语言论的文论”和“形象论的文论”。他有两本书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二〇〇四年出版的著作就叫《形象诗学》，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以理论形态来阐发文学的形象本质问题。
第二位学者是北京大学的王一川教授，他是北大艺术学院的院长。他更早一点出版了《中国形象诗学》这本书，代表了形象诗学研究的另外一种走向。他在书中没有进行纯粹理论性的建构，而是对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五这十年间的中国文学新潮进行回顾和分析，从中提炼出来的关键词就是中国形象诗学。他开始提出当代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的呈现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应该探索和确定一个新的文学研究视角，就是从如何呈现当代中国形象的视角来观察十年文学新潮，特别是提出了当代文学如何构建审美化的中国形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是国内学界最早将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的塑造紧密联系来加以批评和阐释的专题著作。这是王一川教授所做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第三位学者是我自己。我的形象诗学研究有一个前后期的转变。前期的侧重点主要是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作分析研究，包括对人物性格冲破作者本来构思的自然发展，研究其中蕴含的形象塑造的艺术规律。比如说，我的第二本著作是《创作个性研究》，我着重观察在作家的创作中，他笔下的人物怎么样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力，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塑造为什么能够违反作者的原意而实现自然发展，这当中存在怎样的背叛现象，然后从中看出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主观性和客观性、主动性与被动性、完整性和层次性等等。后来我又从文学跨到了影视作品来做形象分析，例如我应邀作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选的第一个讲题就是评论当时的热播电视剧《亮剑》，搞了一个连续三集的系列评论《另类英雄李云龙》，接着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了我的讲座，它是以光盘的形式出版的电子著作，这是借助媒体来开展的面向大众的普及性的形象研究和形象批评。在后期的形象研究中，我倡议开展我们的文艺如何对待中国的形象焦虑问题的讨论，试图将国家形象的研究纳入形象诗学的建构当中，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或者说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来拓展。这是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自身的客观需要，也是文艺实践中提出来的更加紧迫的需求，我认为这种形象诗学研究的拓展具有一定的补课性质，因为十分紧迫的形象建构实践已经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如何能够跟进并且发挥引领作用呢？就要我们在学理形态和实践方略上做出思考和探索，所以才有我们这个课题的由来。这个课题进行到二〇一五年已经出版一本中期成果文集《中国形象的艺术呈现研究》，初步勾勒出形象诗学新建构的基本问题域，二〇一八年，项目的结题成果已经完成，将于明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重点选题图书出版。以上说的就是形象诗学的第一个理论基础，即传统文学理论中的形象论，分析它如何在实践应用中走向形象诗学，代表性学者赵炎秋、王一川和我，我们怎样从各自的角度来推动它走向形象诗学。
第二个理论基础是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比较文学形象学是什么？在座的二年级同学还没有学到这个课程，我做一点必要的解释。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多年在国际上逐渐流行。北京大学的孟华教授在这方面很有敏感性，她在二〇〇一年就出版了一部介绍性的著作《比较文学形象学》，这是一本翻译的论文集，其资料价值很高，介绍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代表性学者及其论著。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有些学者陆续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实践，例如张志彪所著《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他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例，研究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类似的著作还有张哲俊所著《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又如姜智芹所著《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讲的是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怎么被建构的，列举了大量例证来分析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诸如此类的著作都把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观察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塑造问题，这就形成了形象诗学中的第二个理论来源。可以说，西方比较文学的新发展形成了关注一国文学中的他国形象的研究趋势，它给我们带来启发性。这个启发性就在于探究一国文学中的他国形象是怎么被建构的，这个他国形象到底是其本来的面目，还是一国文学在建构当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主观想象——其中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切入点。我们注意到孟华教授在这本书的代序言中就比较突出地强调，文学中的一国形象是由他国读者观众在阅读、评论和想象中形成的，属于文学中的他国形象研究，基本上不考虑本国对自身的形象塑造问题。显然孟华教授是断然排除了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的。虽然我们不能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我仍然认为她在书中提到的“四个注重”的观念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即注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性、注重对于主体的研究、注重总体分析、注重文本的内部研究。从学理上来讲，注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性——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之间是怎么样互动起来的——这很重要。强调对于构建主体的研究，这个对我们有更加直接的启发。
形象诗学的第三个理论来源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形象学，这个可能大家听到的少，但在社会应用领域中有体现。在我的研究视野当中，国内有两本书基本上代表了形象学的研究面貌，一是宗坤明著《形象学基础》，二是秦启文、周永康著《形象学导论》。书名要么叫“基础”，要么叫“导论”。说明这是刚刚开始创立的、致力于独立设置形象学的探索。作者希望把形象问题独立出来，作为社会文明发展当中的一个独立的形态予以研究，探索形象构建与传播的内在机制和规律问题。例如宗坤明在《形象学基础》中认为，形象学一方面要研究形象发生发展的一般机制和具体形象在这种机制中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研究形象与人的现实关系和人在这种关系中的作为，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也就构成了形象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规定。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建立独立的“形象科学”，提出了形象科学四论：客观层次论、实践机制论、利益通配论、动态建构论，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中的重要借鉴。所以这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形象学对于我们的形象诗学研究也构成了一种理论来源。
三、形象诗学的新建构
形象诗学的新建构究竟新在哪儿？我认为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适应了国家当前紧迫的战略需求。形象诗学要发展到对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紧迫需求带来的，中国语境中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是最近这十多年间才出现的，其内在动因主要来自于崛起的中国面向世界时的形象建构实践，以及在诸多方面遇到的现实困扰。可以说，正是不同领域的国家形象焦虑和十分紧迫的形象构建需求催生了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发端于国际关系和媒介传播领域，并逐渐进入文艺学和不同门类艺术的研究视域，已经有多个相关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不同艺术领域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实践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经验和鲜活的例证。在当今中国的学术语境中，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在努力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背景下，对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近年来，关于国家形象传播状况和如何构建良好的中国形象的研究逐步深化，产生了一批著作和论文。我们承担的这个课题——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历经五年多时间，已经发表了四十七篇论文，出版了中期成果论文集，最后形成了五十万字的结题成果。
从国家的战略需求来讲，需要努力塑造中国的“四个大国”形象，二〇一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就阐述了需要积极建构中国的“四个大国”形象：一是文明大国，这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二是东方大国，这是我们的地理方位；三是负责任的大国，这是我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应有担当和合作姿态；四是社会主义大国，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官方表达的四个大国形象，是我们要努力塑造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形象，是在实践中必须把握的形象定位。进一步说，从“文化战略”和“文化自信”的高度对中国当代文艺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构建问题进行整合研究，是基于当代中国所处的世情、国情的战略考量。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要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崭新形象呈现于世界，迫切需要从战略层面对国家形象的构建进行顶层设计。对当代文艺实践如何构建国家形象进行全局而非局部的、自觉而非自发的、主动而非被动的战略研究，这已成为我国发展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性问题。
其次，形象诗学的新建构是文艺理论与批评自身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生长点。文艺理论和批评在发展中要不断提出新问题，拓展新领域，这才能够实现自身的知识生产。当然，理论的知识生产，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才好。所以有学者曾经提出，当今的文艺学还有新问题吗？他认为理论的知识生产重复率太高，而联系到实际应用的偏少，构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困境，只是在小圈子里面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不联系文艺创作和批评实际，满足于做这种理论建构的游戏。我认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强调，这种理论和批评自身发展的新生长点必须联系到文艺实践，来观察我们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已经取得了哪些收获，还需要怎么提升，其中有哪些内在的规律需要把握。中国文艺主动进入国家形象构建层面，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的标志。我认为文艺领域构建国家形象具有丰富的形态、独特的优势和特殊的规律，这是中国当代文艺在“自律”基础上实现“自为”的一个更为宏阔的实践领域，也彰显了文艺的现实关怀品格与建构主义取向，可以在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的提升方面发挥独特的影响作用。从“形象论”到“形象诗学”，文艺理论在主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需求，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方面获得了新的着力点和生长点。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总体框架，力求以理论的自觉促进和指导实践的深化，可以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更加自觉地融入国家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当前国家形象的整体性塑造。
再次，形象诗学新建构形成了围绕国家形象塑造而搭建的新框架。我们试图给大家勾勒出一个体系模型，在我看来，形象诗学的新建构应当立足国家形象的研究视域，对当代文艺领域国家形象塑造的“外在表现”与“内部机理”、国家形象“史”与国家形象“论”、国家形象塑造与国家形象传播等予以整合研究，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整体、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地方、本土与世界、中心与边缘的综合视野中，建立起当代文艺构建国家形象的学理形态与实践方略。归纳起来说，我们这个研究项目，就是要在形象构建的学理形态和实践方略上拿出有效的知识建构。从未来发展来看，下一步将有可能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作一种国家形象的战略研究，从总体的、宏观的战略层面研究形象塑造的基本方略和全方位格局。文艺创作怎样构建中国形象呢？我有一段话表述作为我的核心观点：文艺创作主要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广阔视野中通过状摹、刻画、展示、表现关于中国的人、物、事，以审美方式生动具体地建构中国形象。要致力于在文艺领域全方位地构建“国家形象体系”，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整体、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地方的张力中，以“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多元化样态。具体来说，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应当聚焦基本问题，形成“形象八论”，这就是我们的形象诗学新建构的核心内容。
一是“形象定位”，即什么是国家形象，如何解析国家形象的复杂内涵，文艺领域塑造国家形象的特殊性，当代文艺应塑造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文艺中国家形象的类型划分与范式追求等。二是“形象追踪”，包括中国文艺自身从传统到现代展示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域外“他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世界文化对话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如何呈现等。三是形象修复。包括对外梳理和厘清西方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解、误读与歪曲、妖魔化，对内分析政府、企业、国民面向世界时暴露出的自身素质缺陷，提出以文艺实践重塑中国国家形象的基本方略。四是形象塑造，这是核心部分，要立足于当代文艺实践，以主动、积极、建构的姿态和开放性、现代化的视野，确立国家形象的言语叙事和视觉审美的双重逻辑，建构起统一而又多样的国家形象体系。五是形象借鉴，即借鉴美国（好莱坞大片）、韩国（韩剧）、日本（文学、动漫）等在国际文艺实践中塑造国家形象的成功模式，吸取世界经验。同时探索国家间文化交互传播对于国家形象相互建构的内在规律。六是形象接受，一方面考量并提升新的国家形象体系在国民中的接纳度与认可度，发挥文艺作品在审美活动中对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文素养方面的独特影响力，形成新的向度上的“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积极适应域外受众的文化差异和接受心理，探索为域外公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讲述方式。七是形象传播。就是以形象诗学为立足点，以全球化为视域，以新媒介为载体，促进中国国家形象的艺术化传播、影响和渗透，并以一种跨文化的间性智慧，实现与“他者”文化和“他者”形象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印证、相互建构，不断激发形象建构的内在活力。八是形象诗学新建构。在以上形象七论的基础上，我们最后要围绕着国家形象的诗学研究，形成对形象诗学新建构的一种理论表达，系统总结提升文艺领域国家形象构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拓展形象诗学的学理内涵，使之成为当代文艺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围绕以上形象八论，我们形成了“一总”与“六分”的研究格局，概要地说，“一总”是指课题的主干部分，即文艺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总论，将从“外在表现”与“内部机理”两大方面对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进行综合研究。特别要揭示形象建构的内在机理，我们要从功能实现的机理、主体定位的机理、内涵表达的机理，还有形象接受的机理等方面来细化。这“一总”的具体内容就是“形象八论”。“六分”主要是围绕着一些相关的领域开展的延伸研究，从而继续深化对本课题核心内容的探索，为申报后续研究课题做相关的基础性准备，主要是这六个方面：第一，中国文艺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史研究。意在以史的线索来切入国家形象研究，通过对古代、近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不同门类、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国家形象进行系统的梳理，包括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中中国形象的追踪，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力图论从史出，提炼升华，形成当今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有益借鉴。第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呈现，我们尝试以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共九届，计四十三部长篇小说）为典型案例，分析其中国家形象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呈现方式，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向世界所呈现的多元面貌，特别是以富有文学性的长篇小说形式表现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第三，中国当代影视艺术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出现的中国形象宣传片所产生的传播效果说明，在当今这样的视觉文化时代，国家形象的影像呈现具有更直接的传播和接受效果。大陆和台港澳以及海外的影视艺术家以各自的家国情怀对本土文化特性和民族性格、人物风貌的不同理解，以及各具特色的视觉呈现可以为“影像中国”提供多角度的建构，形成更具代表性的国家形象展示。第四，中国当代综艺演出中的国家形象呈现。伴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出现了以“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和《云南映像》《木兰诗篇》为代表的海外巡回演出形态；以《云南映象》、《藏谜》、《多彩贵州风》为代表的原生态综艺演出；以“印象”系列、《长恨歌》、《大宋·东京梦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中华泰山·封禅大典》、《汉风华章》、《梦回大唐》《井冈山》等地方大型山水实景演出。这些多门类、多媒体综艺演出对中国的民族风情、地方文化和山水景观有直观而生动的展示，是对中国文化深厚底蕴和富有活力的当今风貌的形象展示，其中所呈现的国家形象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中国软实力的发展。
后来大型综艺演出又被纳入我国的主场外交当中，形成了主场外交的固定模式，更加具有艺术化建构中国形象的传播功能。例如二〇一六年G20杭州峰会，张艺谋导演了五十分钟的西湖畔综艺演出，非常成功；二〇一七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也搞了一个很有国际范的演出；二〇一八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又有一个专场文艺演出。可以说这种基于主场外交的高规格专场文艺演出特别带有“国家性”，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形象的塑造是怎么实现的。第五，中国当代音乐美术中的国家形象呈现，目前这两个领域都很活跃。有关艺术中的国家形象的讨论最早就是从美术界开始，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在这两个领域中得到积极探索，在传统与先锋的不同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当代音乐美术的多元面貌，而民族音乐和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彰显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就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问题。第六，中国当代新媒体艺术中的国家形象呈现。新媒体艺术是在网络时代和数字技术不断进步的支撑下逐渐流行的新兴艺术形态，也是在当今视觉文化和图像传播占主导地位的情势下，必须高度重视的新艺术形态。新媒体艺术依托网络传媒和数字技术，强调连接性与互动性，特别贴近年轻人的欣赏需要，具有不拘泥于传统的先锋姿态和个性特征，是传播更快捷的艺术形式，应当重视它对国家形象传播的独特作用。
归纳起来，关于形象诗学的新建构，我们在研究中概括为十大问题。有些刚才已经涉及了，我再简单汇总一下。一是如何界定和把握独特而又丰富的研究对象，确立在文艺领域全方位地构建“国家形象体系”的战略目标。二是如何把握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构建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理，从而实现诗学层面的总体研究，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构成了我们研究的《理论篇》。三是作为对国家形象构建的诗学研究，如何把握文艺作品中呈现国家形象的审美特殊性。四是如何把握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复杂性。创作主体本身的构成就很复杂，比如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作家艺术家身份不同，还有大陆本土的艺术家和台港澳的艺术家，以及海外华人艺术家，他们各自的文化身份不同，对国家的感受和认同也不相同、他们的家国情怀存在着内在的复杂性。形象的接受主体——受众也很复杂，有国内受众与国外受众，国外的受众当中又包括旅居国外的华侨华人和地道的外国人，二者又存在区别，所以受众也有复杂性。五是国家形象构建的内外功能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对外，还要看对国内，对我们国民本身的影响、凝聚、提升的作用。六是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中的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的关系问题，两种形象之间肯定会有差异，也可以互鉴和互补。七是形象建构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八是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想象性与现实性的问题。文艺塑造的形象往往是想象的，想象性的形象如何让他具备现实性的品格，这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九是形象塑造的历史性与现实性问题，我们往往强调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是不同的，历史和当下语境的不同也就构成了形象塑造的不同特质。十是文学艺术中的中国形象谱系问题，要构建怎样一个形象谱系呢？这当中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值得研究。
四、文艺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样本分析
形象诗学不仅要确立自身的理论构架，建立起基本的理论观念，而且要在恰当的应用场域内进行多类型、多形态的样本分析，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中总结提炼文艺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审美规律，从中寻找具有普遍性的认知特点和实践方略，因此对文艺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典型案例做样本分析，是我们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的样本分析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多个门类、多种艺术样式、多方面的创作主体，试图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中检验我们的形象诗学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就说一个案例，谈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国家形象建构问题。我知道，今年上半年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来到东吴讲堂给大家开讲，他是我所敬仰的文坛常青树，在我担任师大校长期间曾经接待过王蒙先生，主持过他的文学讲座。他的创作历程如此之长、创作的成果如此丰富，对外来创作方法和观念的吸收借鉴如此多样，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型作家的创作风采，看到了他所代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一种风貌。二〇一五年，王蒙先生的《这边风景》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个结果，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长篇小说作品多，竞争十分激烈。当年茅盾先生倡议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并捐出自己的稿费作为启动资金，专门奖励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每四年为一个评奖周期，每一届评出不超过五部获奖长篇小说。这个遴选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如今中国的长篇小说年生产量已经达到三千五百多部，四年一个周期，累计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小说约有一万四千部，要从中评选出五部优秀长篇小说，那的确是好中选优，竞争很残酷，难免有遗珠之憾。茅盾文学奖由此就成为一种标杆，就是人们心目中觉得能够代表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的、体现鲜明的文学性、带有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作品能够获得茅奖。获得茅奖也是对作家的一种很大的激励。莫言在二〇一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前一年，他的作品《蛙》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我们江苏作家当中，毕飞宇首开记录，其《推拿》获得茅奖，打破了此前江苏作家的“茅奖荒”。
茅盾文学奖作品构建的国家形象应该怎么研究呢？我们尝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谈它在国家形象构建上的特殊性。一是史诗情结，二是英雄主义情结，三是现实主义情结。这三个关键词就点出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呈现国家形象的审美特殊性。首先说“史诗情结”，史诗性是长篇作品创作的一种最核心的审美要素，甚至可以说，史诗性是人们对长篇小说的最高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性人物卢卡奇就把史诗性看作是文学的最高审美追求，是对文学最高的褒奖。对于茅盾文学奖作品，史诗性反映出来它的一种深刻厚重的审美内涵。一般讲到史诗性，人们提到的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这部长篇作品改编成了电影，又改编成了八十集的电视剧，可以说是涉及到了不同的艺术种类，人们说《白鹿原》是具有史诗性的内容丰厚饱满的一部作品。也有人把李凖的《黄河东流去》看做史诗性作品，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作品，被认为具有宏大叙事的史诗特点。可以说这种史诗情结是茅盾文学奖作品构建国家形象的一大特殊性，也是以文学形态构建国家形象的特殊性。你让别的艺术例如音乐美术怎样具有史诗性，有时候比较难，当然音乐作品中像斯美塔娜的《沃尔塔瓦河》是具有史诗性的，美术作品中的长卷在散点透视之下也能打破时空限制，具有史诗般的宏大气象。像文学这种容量很大的长篇小说，它以一种史诗的风貌来呈现中国的历史形象和现代形象是有审美特殊性的。其次说“英雄主义情结”。英雄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来讲，是一个老问题，但老问题有可能出现新面貌，在茅盾文学奖作品中就塑造了丰富多彩的英雄人物群像，呈现了英雄主义的多元书写。新中国文艺的英雄形象构建史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一是完美型英雄塑造，塑造“高大全”式的完美型英雄形象，但是过于完美的英雄总是高居云端，难以贴近百姓生活。二是“缺陷型”英雄塑造，例如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出现以后，引起人们的热议，认为缺陷型的英雄更加真实，有吸引力，是很接地气的英雄，得到观众的喜爱。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新英雄观的讨论，要探索如何塑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英雄形象，探索英雄主义的文学书写如何体现新英雄观。三是出现了“非英雄化”倾向，出现了对英雄形象的一种虚无主义态度，要对英雄形象实现“祛魅”，把英雄还原为普通人，出了很多恶搞的作品，从雷锋到邱少云到潘冬子等等，恶搞英雄、消遣英雄，是值得警惕的创作倾向。四是出现了可喜的“返英雄化”现象。随着影片《战狼Ⅱ》和《红海行动》的出现，英雄主义的影像书写又呈现了新的面貌，我把它叫作返英雄化，就是英雄归来，在新的创作和欣赏的语境和平台上呈现了英雄塑造的新面貌。我们侧重研究了茅盾文学奖作品中的英雄主义情结是如何表达的，在国家形象的文艺呈现中，英雄形象最可能具有代表国家的属性，也最能发挥出对内和对外的影响功能，所以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我们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应当从英雄叙事的演变和转换来看国家形象塑造的艺术规律。再次说茅奖中的现实主义情结，这也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新问题。在茅奖评审当中对现实主义作品的看重是约定俗成的，从最初的第一届到现在的第九届，几乎所有作品当中都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为什么王蒙先生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到第九届才获奖呢？这与王蒙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率先学习借鉴国外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有关，与他的这种多元化艺术创作有关系，例如意识流等都是他最先尝试使用的创作方法。后来他越来越回归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不断地产生新的长篇作品，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更加浓厚，因此而最终获奖。可以说现实主义情结成为了茅盾文学奖塑造国家形象最直接、最根本的一种特性。我们甚至把它表述为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导权。当年卢卡奇就曾经在文艺批评中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为最高的创作原则和艺术标准，其影响所及，就使现实主义成为理论和创作中的核心话语，具有了审美领导权。这一点在茅盾文学奖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所以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其国家形象塑造的现实主义特质。
以上这四个方面是我向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课题研究和思考的基本情况，在此向各位老师和同学请教和交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丁晓原：非常感谢徐老师。听了徐老师的报告，我感觉他身上原有的高校领导干部的形象渐次地褪去，还原了作为学者的本色，使我感觉到他第一是个好老师，将近两个小时表述的内容非常清楚；第二是个好学者，他把承担的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最新成果跟我们分享，我听了之后觉得今天请徐老师来我们东吴讲堂是受益匪浅的。专家们来东吴讲堂讲的内容，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也不熟悉，但给我们打开了思路，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当时举办这样一个讲堂，最重要的初衷是让我们的学生受益，让学生打开视野，想象世界，想象中国。感悟到世界是那么大，学术是那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同学听了徐老师的讲座应该从思路和视野上的角度去考虑。我听了以后是非常清楚的，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切入的话题，是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形象的建构，如何去解决这个形象焦虑的问题。第二，结合到我们的专业和文学理论课程，引入形象诗学来研究文艺中的国家形象建构，谈形象诗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讲的理论资源的问题，第三是基于现实问题如何解决，提出形象诗学新的建构，形象八论、一总六分、十个问题，容量非常大。第四，又回到感性的问题，讲具体的案例做样本分析，这个给我们的启发是非常大的，下面留一点时间看同学和老师有什么问题要向徐老师讨教的。
李春红（常熟理工学院教师）：徐老师，你好，我想提问一个关于国家形象塑造的问题。刚刚您提到审美的问题，如果从审美范畴分类的话，您介入这个话题的角度应该是从崇高的角度，希望把我们国家的形象通过文学的、文化的方式以很正面的形象、一个崇高的形象传播出去。如果联系到文学，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文学观念。我们一直有一种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该去传输真善美的东西，刘再复先生曾经提到一个文学观，他认为文学的目的是去传播真善美，这是一种文学观念；当然还有另一个文学观，认为文学不仅仅可以承担这个使命，它的目的是呈现。您说的这个关于文艺中国家形象的构建，可能属于前者。我想问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心胸非常开阔，知道我们有很正面的形象，其实也有落后的，也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整体才是我们国家形象的全部的时候，这会不会是一种更宽容、更多元的形象观呢？我希望文学是很多元的，从中体现对国家形象整体的把握。您有没有在研究过程中担心到那些小花小草等属于优美的东西会被忽略？谢谢。
徐放鸣：李老师这个问题带有挑战性，这正好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把我的想法进一步说清楚。我们的研究当中很注意国家形象构建主体的多元性，包括体制内外，包括本土和海外，各种身份的构建主体都在我们的研究视野当中，所以我们力图还原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因此绝不仅仅限于主旋律，我们立足于观察不同的作家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文化身份，甚至包括他的情感归属，对中国形象的真实呈现。在这种呈现当中，崇高的也好，优美的也好，浪漫主义的，抑或现实主义的，甚至包括独立制片人的一些作品都在我们的研究视野当中。像我们的纪录片研究当中，有主旋律色彩的乡土中国呈现、独立制片人视角的乡土中国呈现，还有国际视野中的乡土中国的呈现，我们把这三个样本放在一起，来观察对中国形象呈现的多面性，力图在这当中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多元的中国形象，我想这样才有意义。假如我们一味地只是弘扬崇高的形象观，那可能会对域外的公众和我们自身的公众带来一种误导，比如说，现实主义作品的真正魅力恰恰在于揭示出生活中一些值得重视、值得警醒的问题，就像今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创造了三十多亿的票房。从我的观察来看，它在艺术上并没有达到太高的高度，但是这个题材的敏感性，揭示了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曾经说这一部影片改变了国家的某一项政策，现在不是抗癌药已经零关税引入中国了吗，它起到了这个效果，就这一点它就是成功的。所以我们绝不是只强调主旋律，而是在多元视角当中还原中国形象的立体化建构。
李春红：谢谢，看来我应该多读一下您的书。
徐放鸣：不敢当，向您请教，与您共同探讨。
丁晓原：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衷心地感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有价值的，我觉得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得非常好的、信息量很大的一次学术报告，谢谢徐老师，谢谢大家。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著名学者徐放鸣教授莅临我们东吴讲堂给大家作学术报告，大家热烈欢迎！今天徐老师很辛苦，他一早从徐州出发，坐了几个小时的高铁，风尘仆仆地从彭城南下我们这个地方——东吴。徐老师长期在高校担任主要领导，为高校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徐州师范大学的老校长，江苏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我和徐老师有两个“同年”——一个是高中我们是一届（七十五届），上大学也是一届（七十七级）——但是他比我强得多。作为学校原来的主要领导，徐老师他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不忘学术。对于老师来说，应该以学术为主，徐老师在做好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能深耕学术，在美学、文学、传统文化研究等领域都有创获，影响很大。另外，一个令我特别感动的，也是值得我很好地学习的，是坚守讲坛，坚持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徐老师现在还在上课，深受学生的喜爱。下面，我把徐方鸣教授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同学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现在是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文艺学学科的负责人。徐州是一座古城，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徐老师在担任党委书记期间，对江苏师范大学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作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他是徐州市云龙书院的院长，兼任国家教育部艺术学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委员，江苏省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副会长，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主讲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讲座主讲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主讲人等。在每一个称名的后面，都有他大量的学术贡献。徐老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主要的著作有《沫若诗话》《创作个性研究》《审美文化新论》《审美文化新视野》《另类英雄李云龙》《审美文化与形象诗学》《中国形象的艺术呈现研究》等，多次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曾经被邀请到美国、德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今天徐老师给我们大家作的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与应用场域”。我用两个字概括——前面半句实际上就是“学”，后面的就是“术”，学与术的很好结合，我相信他的学术报告会给我们老师学生很多的启发，我们再一次感谢徐老师在百忙当中为我们大家讲学。徐放鸣：感谢丁晓原教授的介绍。各位老师、同学们，我很荣幸能够应邀来到常熟理工学院，来到我景仰已久的东吴讲堂和大家交流。在座的同学们刚好上大二，是在开设文学理论课程的这个时段，我今天来和大家交流的问题和大家正在学习的文学理论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先要说一点题外话，刚才丁晓原教授介绍的时候说我来自古城徐州。在咱们江苏，有两种文化是带有江苏地域特色的，一是吴韵，二是汉风。我所在的江苏师范大学长期在徐州扎根办学，所以我们学校一直把传承发展汉文化作为一种办学特色，一种学术使命，也是学校的文化品位的表征。刚才丁老师说到了我们的汉式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那就是体现我们对汉文化的传承和致敬。今天我来到吴文化的所在地，来感受吴韵的江南风情，这本身就带有文化多样性的交流和渗透的意味。常熟理工学院在办学上很有特色，我早就有很深刻的认知，特别是《东吴学术》这本人文杂志创刊以后，在学界逐渐声名远播，是我很看重也很钦佩的学术杂志。在丁晓原教授的带领之下，杂志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通过阅读杂志上的文章，让我对东吴讲堂有了更多的认知。这一次能够有机会来到东吴讲堂和同学们交流，向老师们请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机会。借今天这个宝贵的时间，我想和大家交流的问题与我最近这几年所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相关，就是围绕着“形象诗学如何引入中国的国家形象研究”这个实践问题来展开，所以我把讲座的题目设计为“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与应用场域”，恰好与同学们二年级所学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形象的分析有着内在关联。在今天的交流当中，我想重点讲四个问题。一是从现实语境来说，为什么国家形象的研究需要引起重视，谈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国家形象构建问题，然后二、三、四顺次展开——介绍形象诗学的理论基础；形象诗学如何形成新建构；以具体案例来探讨文艺作品塑造国家形象可以怎么做，将来怎么样去延伸和发展，我们做一点样本分析。最后留一点时间欢迎老师和同学们就讲座的内容作一点互动。一、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国家形象建构问题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并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而是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情况，也谈一些看法。第一，国家形象问题成为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双重课题。这里讲的双重课题是说既是学术的，也是实践的。我们就从几个例子说起：二〇一一年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就是《纽约时报》所在地的那条大街，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那里出现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将近二十天的时间里总共播出了八千四百次。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力量拍摄的一套两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时长十六分钟的是“角度篇”，另外一个六十秒的短片叫作“人物篇”。我们看一下“人物篇”。现在屏幕上的是著名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座的同学应该都知道，但是国外的人不大知道他。人物篇在短短六十秒里面呈现了五十九个人物形象，同学们可以看一看，你能够认识其中的几位呢？大家看，最上面这一排三个人大家应该都认识，就是姚明、刘翔、丁俊晖；第二排是一批科学家，最右侧这个就是袁隆平了；中间第三排是一批体育界、文艺界的明星，居中的是郎平，美国人比较熟悉她，最左侧的是杨丽萍，著名的民族舞蹈家，还有郭晶晶等等体育和艺术的明星；第四排是一批企业家，其中有马云，在最左侧；第五排是英雄航天员。这个片子在六十秒时长当中呈现了五十九个人物，不仅如此，开篇十秒还是舞蹈《千手观音》的精彩片段，结尾处是标志性的“中国红”。就这样用六十秒的人物篇来向世界呈现开放自信的中国人形象。从播出的背景来说，在二〇一一年初推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是为了配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访美，每一次播出只有六十秒，时间很短，但是频次很高，这就形成了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世界十字路口的一次尝试。由此说明，中国主动塑造自己的形象已经变成了国家行为，由官方机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来组织创意和推介，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让我们感到困惑也感到痛苦的，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们一直期待那一年中国的国家形象获得显著提升，因为我们如此自豪地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是当时的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的。可是这一年的年底，国际媒体公布的国家形象评价结果，中国的形象美誉度不升反降，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其中最为令人愤慨的是在奥运会之后的九月份，就发生了石家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这在国际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因为奶粉的生产与妇女、儿童、老人的生命健康相关，这是国际公众最关切的问题。一时间负面报道铺天盖地，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第三个例子是中国游客的海外表现，构成了国外的复杂评价。一方面中国游客的购买力旺盛，消费意愿很强，给旅游目的地各国带来了许多生意，商家都很高兴，中国游客愿意多消费，买奢侈品很受欢迎。另一方面，中国游客的文明素质和文明形象存在问题，存在许多值得警醒的“大国小民”现象，被国外媒体和公众广为诟病。这方面的例子就不多举了，我想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尤其是同学们，应该有这种警醒。中国有接近十四亿人，每一个人在国外的言行就是代表中国人的形象，你的一些行为有可能损伤的就是中国的形象。第四个例子是纪录片《大国崛起》引发的中国威胁论。这要说的是二〇〇六年，中国媒体和智库在系统地总结欧洲传统强国崛起的时候，制作了十二集纪录片《大国崛起》，该片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老牌强国的崛起历程。令人意外的是，就是这样一部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的纪录片，在世界上却引发了负面评价。因为提到崛起，外国人敏感，中国人要崛起，就引起了中国威胁论等等负面的声音，这迫使我国高层放弃了“崛起”的说法，不再提和平崛起，而改提和谐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述例证说明了国家形象问题是现实存在的、实践当中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如今那么在乎自己的国家形象问题呢?应该说这是成长中的大国必然要思考的现实问题。过去我们积贫积弱的时候，顾不上谈自己的形象问题，现在我们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全面成长，特别是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以后，更加在乎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注意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个问题就现实而敏感地表现出来了。第二，国际竞争中的国家形象构建。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分成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硬实力就是经济、军事、科技，现在美俄两方动不动就秀肌肉，咱们也适当体现了一下，像在南海相互秀肌肉已经成为常态了；还有软实力，就是核心价值观和民族文化传统所构成的国际影响力。“软实力”这个概念来自美国的智库学者约瑟夫·奈，他提出了一个软实力的概念叫作softpower，也被翻译成“巧实力”。软实力具有润物无声的效果，甚至更具有渗透性和影响力，要比单纯的秀肌肉，比谁的拳头硬效果好。所以软实力的竞争也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观点，是国家形象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认同问题。在我的研究中，我始终认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有着双重功能，不仅仅是对外宣传的需要，对内也有着对全体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凝聚、引领、提升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形象认同是不可偏废的，这是我在研究当中非常强调的一个观点。第三，历史视域中的中国形象怎么样。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不能专题讲中国的形象史，但是我想用一个极为简单的说法——按照现在流行说法叫作极简史——告诉大家，从一二五〇年，也就是从公元十三世纪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构建，在这七百多年中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这期间西方舆论和公众中所形成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急剧的变化。最初的五百年是赞美期，形成了被称为“乌托邦化”的中国想象，就是一二五〇到一七五〇这五百年间，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特别是中国想象，对中国进行了乌托邦化的美化。从物质生产到人文习俗，到国家制度君王统治，都是得到赞美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的欧洲发展相对滞后，他们要想象和建构出一个美好的东方来反观自己、激励自己，这是前五百年的赞美期。然后一七五〇年前后出现了矛盾期，就是看法不一致了，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包括西方启蒙运动的那些大人物，像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等，也对于中国的观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再往后到十九世纪，就出现了否定期，因为西方自身的发展具有了领先优势，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工业文明的建立，使得他们的自身发展站到了新的平台，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反衬自己进步和强盛的没落的中国，所以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的愚昧、落后、封闭、保守等等，于是建构出了否定性的中国形象。第四个时期是面对现代中国，西方的观感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的。大体上我认为极简中国形象史就分成这四个阶段。总体的倾向是：前半部分对中国形象进行乌托邦化，就是想象中的美好，后半部分对中国形象进行妖魔化，或者称为意识形态化，这就是历史视域中的中国形象。第四，当代中国的大国形象自觉。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在乎自己的国家形象？因为我国是文明古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在国力强盛之后自然更加关注自己国家形象的美誉度，而且因为关注，又要面对种种不如人意的负面评价，就形成了诸多方面的形象焦虑。二〇〇七年，由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我们的文艺如何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提议大家就此展开讨论，后来《文艺报》一共发了十六篇文章来讨论这个形象焦虑问题。实际上不仅是文艺界，在国际关系领域、新闻传播领域都存在这种国家形象焦虑，这也说明当代中国开始出现大国的形象自觉。如何理解国家形象呢？我想强调两个观点。首先，国家形象是在现代传播机制之下，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民众心目中所形成的印象观感和综合评价。这个印象观感和评价是怎样构成的呢？往往与媒体相关，一国发生的事情是通过媒体的报道而传播和放大的，所以域外公众的综合印象、观感和评价是这样来的。其次，国家形象可以是自己主动建构和呈现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自己主动建构和主动呈现本国美好的方面，但同时国家形象也可能被构建、被呈现、被妖魔化。你在主动构建，别人也在根据需要来构建你，所以国家形象的构成往往呈现各种复杂情况，自我构建和他者构建扭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国家形象的构成并不是抽象的，它是由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国民形象、历史文化形象和区域形象等等综合构成的。有时候一个企业的不当行为就会有损国家形象。再结合到国民形象，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在特定场合、以特定的行为代表国家形象、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因此如何增强积极塑造自己国家正面形象的意识，如何以自己的文明行为为国家加分，这是我们每个国民应该思考，也更应该实践的。我们的媒体在这个方面一直在做工作，推出了“中国精神、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表达”系列公益广告，这就是面向自己的国民增强形象塑造意识的媒体实践。另外，有关部门还推出一个“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大家看这个logo，总体是一个文明的“文”，构图上面是龙，下面是长城，都是中国文化符号。为什么用这种文化符号来表征？中国人如何展现自己的文明素养来面对世界？这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看到的问题。第五，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主体性强调的是，要增强主动塑造正面国家形象的自觉意识。包括在座的你我他，也包括我们的新闻和文艺从业者，都要增强主动塑造正面国家形象的意识，以有效的形象构建来抵御西方势力对中国形象的诋毁和妖魔化、污名化。因为你不主动去构建，就会被国外的势力进行他者化的构建，造成自我形象塑造的缺席。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强调的是什么？是要重视国家形象建构中传播与接受的关系，就是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其中存在着形象构建的交互主体性。对象受众并不是被动的接受，它也是一个主动的建构者。在主体与受众的关系当中，要实现有效的形象传播，就要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积极适应接受方的文化背景和它的期待视野。要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第六，实现中国梦需要良好的国家形象支撑。首先，积极的国家形象塑造构成了国家形象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你有良好的国家形象口碑，人家就愿意跟你打交道，愿意跟你做生意，愿意在友好往来当中增进友谊。其次，要使中国形象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让全球华人共享作为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因此，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要用普通人的出彩人生来汇聚成强国梦的主旋律。这里我提供一个资料：是外媒评选出的中国文化符号。二〇一〇年《美国新闻周刊》征集了主要发达国家的网友投票，评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十二个文化国家，以及代表这十二个国家形象的文化符号。入选的十二个文化国家中，美国列第一，虽然美国的历史不够长，但是其综合实力占优；中国列第二，后面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印度，希腊，韩国。在入围的这十二个国家当中，除了美国的历史较短，其他都是文化历史比较长的。请看位列第十三到第二十的国家，埃及终于出现了，埃及是公认的文明古国，国际上承认的埃及文明历史有五千一百年，但是由于综合实力欠发展，所以掉到了第十三名。后面还有墨西哥，墨西哥可是产生了玛雅文明的地方。还有泰国、巴西，以色列，土耳其，奥地利，伊朗等，这就是二十个文化国家。再看入选国家的主要文化符号：美国的符号是华尔街、可口可乐、NBA、自由女神像，还有迪士尼。基本上没有充满历史感的文化符号。华尔街是经济符号，可口可乐是饮料，NBA是体育，自由女神像是民主自由精神的象征，迪士尼是娱乐。相比之下，英国的文化符号就不一样了，英语排第一，其次是白金汉宫、牛津大学、绅士风度。最有意思的是绅士风度不是一个实体，却也成为了国家形象的一种表征。再看意大利的文化符号：罗马帝国、罗马教皇、文艺复兴、还有大家喜欢吃的披萨。最后看《美国新闻周刊》评出来代表中国的二十个符号：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中国烹饪。我略感到诧异的是中国烹饪排得比较靠后，按理说外国人比较了解的中国文化符号一般就是舞龙舞狮、中国戏曲加上中国美食。通过这二十个符号也大体能看到外国人心目中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怎么样的。其中以古代的历史文化符号为主，体现现代中国的文化符号很少，这是和美国迥然不同的地方。由于上述的六个方面，所以形象问题进入多学科的研究视野。除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以外，艺术学、文艺学、文化学等等都开展了相关研究。我在二〇一二年获得批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就是研究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建构问题，这是这一领域获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这个课题，我的基本研究思路是：以“国家形象构建”为问题域，以“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为切入点，以“形象诗学”和“综合研究”为方法论，对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问题给予总体研究，这就是我最近几年着力在做的一个实践性的课题。二、形象诗学的理论基础讲到形象诗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要交代一下它的三个来源。大家学习了文学理论，刚才我也努力结合大家学的基础文学理论，特别用了你们教材上的一个术语，叫作期待视野。读者都有自己的期待视野，对作品的接受往往与特定的期待视野有关。首先，从诗学概念的内涵分析说起。大家学习了文学理论教程，要注意对诗学的概念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讲到诗学，就不单纯只是关于诗歌的研究，也不是单纯指现代诗歌的理论。在历史传统当中，由西方形成的传统，诗学就是指的文艺理论。为什么叫诗学？因为西方最古老的文艺理论著作，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研究论著被命名为《诗学》，后来这种传统就传承下来，人们习惯于以诗学来代称文艺理论。世界上多数国家认同这个说法，但是也有例外，比如俄苏始终不接受诗学概念，还是用“文艺学”来称呼文艺理论。所以大家看书的时候可以注意到，苏联学者的著作不出现诗学的概念，谈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叫作文艺学。我们对诗学概念的内涵辨析，有几个具体侧面要做辨析。一是在诗学概念的理解中，有东方之诗学与西方之诗学的区分。东方的诗学假设以中国为代表的话，最早的东方诗学主要是以抒情诗为代表性的文类。而西方的诗学，最早是以戏剧为代表性文类，特别是以悲剧理论作为代表。如果大家读过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话就知道，他谈的主要是戏剧问题。世界上诗学历史发展较早的还有印度，印度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也发展了自己的诗学，也是偏重于戏剧理论。到了公元七世纪，印度才发展出关于诗歌的理论，这构成了印度诗学的两个传统，戏剧传统和诗歌传统。二是古代的诗学与现代的诗学。中国讲到古代诗学的时候就是传统的诗歌研究和品评，比如诗话，词话，关于古典诗词的研讨以诗话，词话的形式来表达，这构成了古代诗学的中国形态。现代诗学在中国语境当中有两种指向，一种是搞新诗研究的学者的看法，把现代诗学看作是新诗理论研究的学理形态；另一种就是文艺理论界的学者，倾向于现代诗学就是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三是文艺学的诗学与文类学的诗学。文艺学的诗学总体上就是文学理论，文类学的诗学讲的是文学体裁问题，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些文学体裁。当讲到文类学的诗学的时候，它又具体指向诗歌的创作与研究。四是走向泛化的当代诗学。进入二十世纪后，“诗学”的概念出现泛化的趋势，大家读书时有可能遇到许多诗学，包括历史诗学、性别诗学、文化诗学、比较诗学、媒介诗学、生态诗学、对话诗学、传记诗学、空间诗学等等。在大家的专业学习逐渐深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诗学分支呈现着文艺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形态。所以，诗学的概念是一个不断扩展而走向泛化的概念。其次，从形象论到形象诗学。形象塑造与形象分析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形象论是文学理论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形象分析构成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方式。大家进行作品分析，往往就是做形象分析。比如说，从去年到今年有两部引发关注的主旋律影片，《战狼Ⅱ》和《红海行动》，在影片中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主人公形象。《战狼Ⅱ》中吴京所扮演的主人公冷锋是一个独狼式的英雄、孤胆英雄。对这个人物的形象分析人们有一些分歧，感觉是有些复杂的、别样的英雄，比如说该影片就是复制的好莱坞模式，渲染独狼式的个人英雄，英雄背后的国家形象比较模糊。《红海行动》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称赞的影片，塑造了一组英雄群像，一个特战分队、一个特战的群体，其中的多个人物形象都个性鲜明。所以对文学和影视作品做形象分析，可以说是大家学习文学理论，开展文艺批评的一个入门功夫。进一步说，为什么要从形象论走向“形象诗学”？这是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逐渐拓展出的新的研究方向，我要提到三位学者所做的贡献。第一位是湖南师范大学的赵炎秋教授，他把形象问题上升为文学的本质，提出了文学的形象本质问题，致力于将形象理论提升为形象诗学。赵老师曾任湖南师大文学院院长，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还搞过外国文学研究。在他的书里，讲到语言论与形象论是两种基本的文学本质观，由此构成了“语言论的文论”和“形象论的文论”。他有两本书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二〇〇四年出版的著作就叫《形象诗学》，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以理论形态来阐发文学的形象本质问题。第二位学者是北京大学的王一川教授，他是北大艺术学院的院长。他更早一点出版了《中国形象诗学》这本书，代表了形象诗学研究的另外一种走向。他在书中没有进行纯粹理论性的建构，而是对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五这十年间的中国文学新潮进行回顾和分析，从中提炼出来的关键词就是中国形象诗学。他开始提出当代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的呈现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应该探索和确定一个新的文学研究视角，就是从如何呈现当代中国形象的视角来观察十年文学新潮，特别是提出了当代文学如何构建审美化的中国形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是国内学界最早将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的塑造紧密联系来加以批评和阐释的专题著作。这是王一川教授所做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第三位学者是我自己。我的形象诗学研究有一个前后期的转变。前期的侧重点主要是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作分析研究，包括对人物性格冲破作者本来构思的自然发展，研究其中蕴含的形象塑造的艺术规律。比如说，我的第二本著作是《创作个性研究》，我着重观察在作家的创作中，他笔下的人物怎么样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力，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塑造为什么能够违反作者的原意而实现自然发展，这当中存在怎样的背叛现象，然后从中看出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主观性和客观性、主动性与被动性、完整性和层次性等等。后来我又从文学跨到了影视作品来做形象分析，例如我应邀作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选的第一个讲题就是评论当时的热播电视剧《亮剑》，搞了一个连续三集的系列评论《另类英雄李云龙》，接着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了我的讲座，它是以光盘的形式出版的电子著作，这是借助媒体来开展的面向大众的普及性的形象研究和形象批评。在后期的形象研究中，我倡议开展我们的文艺如何对待中国的形象焦虑问题的讨论，试图将国家形象的研究纳入形象诗学的建构当中，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或者说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来拓展。这是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自身的客观需要，也是文艺实践中提出来的更加紧迫的需求，我认为这种形象诗学研究的拓展具有一定的补课性质，因为十分紧迫的形象建构实践已经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如何能够跟进并且发挥引领作用呢？就要我们在学理形态和实践方略上做出思考和探索，所以才有我们这个课题的由来。这个课题进行到二〇一五年已经出版一本中期成果文集《中国形象的艺术呈现研究》，初步勾勒出形象诗学新建构的基本问题域，二〇一八年，项目的结题成果已经完成，将于明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重点选题图书出版。以上说的就是形象诗学的第一个理论基础，即传统文学理论中的形象论，分析它如何在实践应用中走向形象诗学，代表性学者赵炎秋、王一川和我，我们怎样从各自的角度来推动它走向形象诗学。第二个理论基础是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比较文学形象学是什么？在座的二年级同学还没有学到这个课程，我做一点必要的解释。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领域，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多年在国际上逐渐流行。北京大学的孟华教授在这方面很有敏感性，她在二〇〇一年就出版了一部介绍性的著作《比较文学形象学》，这是一本翻译的论文集，其资料价值很高，介绍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代表性学者及其论著。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有些学者陆续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实践，例如张志彪所著《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他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例，研究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类似的著作还有张哲俊所著《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又如姜智芹所著《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讲的是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怎么被建构的，列举了大量例证来分析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诸如此类的著作都把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观察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塑造问题，这就形成了形象诗学中的第二个理论来源。可以说，西方比较文学的新发展形成了关注一国文学中的他国形象的研究趋势，它给我们带来启发性。这个启发性就在于探究一国文学中的他国形象是怎么被建构的，这个他国形象到底是其本来的面目，还是一国文学在建构当中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主观想象——其中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切入点。我们注意到孟华教授在这本书的代序言中就比较突出地强调，文学中的一国形象是由他国读者观众在阅读、评论和想象中形成的，属于文学中的他国形象研究，基本上不考虑本国对自身的形象塑造问题。显然孟华教授是断然排除了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的。虽然我们不能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我仍然认为她在书中提到的“四个注重”的观念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即注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性、注重对于主体的研究、注重总体分析、注重文本的内部研究。从学理上来讲，注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性——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之间是怎么样互动起来的——这很重要。强调对于构建主体的研究，这个对我们有更加直接的启发。形象诗学的第三个理论来源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形象学，这个可能大家听到的少，但在社会应用领域中有体现。在我的研究视野当中，国内有两本书基本上代表了形象学的研究面貌，一是宗坤明著《形象学基础》，二是秦启文、周永康著《形象学导论》。书名要么叫“基础”，要么叫“导论”。说明这是刚刚开始创立的、致力于独立设置形象学的探索。作者希望把形象问题独立出来，作为社会文明发展当中的一个独立的形态予以研究，探索形象构建与传播的内在机制和规律问题。例如宗坤明在《形象学基础》中认为，形象学一方面要研究形象发生发展的一般机制和具体形象在这种机制中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研究形象与人的现实关系和人在这种关系中的作为，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也就构成了形象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规定。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建立独立的“形象科学”，提出了形象科学四论：客观层次论、实践机制论、利益通配论、动态建构论，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中的重要借鉴。所以这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形象学对于我们的形象诗学研究也构成了一种理论来源。三、形象诗学的新建构形象诗学的新建构究竟新在哪儿？我认为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适应了国家当前紧迫的战略需求。形象诗学要发展到对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紧迫需求带来的，中国语境中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是最近这十多年间才出现的，其内在动因主要来自于崛起的中国面向世界时的形象建构实践，以及在诸多方面遇到的现实困扰。可以说，正是不同领域的国家形象焦虑和十分紧迫的形象构建需求催生了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发端于国际关系和媒介传播领域，并逐渐进入文艺学和不同门类艺术的研究视域，已经有多个相关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不同艺术领域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实践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经验和鲜活的例证。在当今中国的学术语境中，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在努力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背景下，对国家形象构建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近年来，关于国家形象传播状况和如何构建良好的中国形象的研究逐步深化，产生了一批著作和论文。我们承担的这个课题——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历经五年多时间，已经发表了四十七篇论文，出版了中期成果论文集，最后形成了五十万字的结题成果。从国家的战略需求来讲，需要努力塑造中国的“四个大国”形象，二〇一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就阐述了需要积极建构中国的“四个大国”形象：一是文明大国，这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二是东方大国，这是我们的地理方位；三是负责任的大国，这是我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应有担当和合作姿态；四是社会主义大国，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官方表达的四个大国形象，是我们要努力塑造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形象，是在实践中必须把握的形象定位。进一步说，从“文化战略”和“文化自信”的高度对中国当代文艺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构建问题进行整合研究，是基于当代中国所处的世情、国情的战略考量。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要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崭新形象呈现于世界，迫切需要从战略层面对国家形象的构建进行顶层设计。对当代文艺实践如何构建国家形象进行全局而非局部的、自觉而非自发的、主动而非被动的战略研究，这已成为我国发展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性问题。其次，形象诗学的新建构是文艺理论与批评自身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生长点。文艺理论和批评在发展中要不断提出新问题，拓展新领域，这才能够实现自身的知识生产。当然，理论的知识生产，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才好。所以有学者曾经提出，当今的文艺学还有新问题吗？他认为理论的知识生产重复率太高，而联系到实际应用的偏少，构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困境，只是在小圈子里面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不联系文艺创作和批评实际，满足于做这种理论建构的游戏。我认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强调，这种理论和批评自身发展的新生长点必须联系到文艺实践，来观察我们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已经取得了哪些收获，还需要怎么提升，其中有哪些内在的规律需要把握。中国文艺主动进入国家形象构建层面，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的标志。我认为文艺领域构建国家形象具有丰富的形态、独特的优势和特殊的规律，这是中国当代文艺在“自律”基础上实现“自为”的一个更为宏阔的实践领域，也彰显了文艺的现实关怀品格与建构主义取向，可以在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的提升方面发挥独特的影响作用。从“形象论”到“形象诗学”，文艺理论在主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需求，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方面获得了新的着力点和生长点。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总体框架，力求以理论的自觉促进和指导实践的深化，可以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更加自觉地融入国家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当前国家形象的整体性塑造。再次，形象诗学新建构形成了围绕国家形象塑造而搭建的新框架。我们试图给大家勾勒出一个体系模型，在我看来，形象诗学的新建构应当立足国家形象的研究视域，对当代文艺领域国家形象塑造的“外在表现”与“内部机理”、国家形象“史”与国家形象“论”、国家形象塑造与国家形象传播等予以整合研究，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整体、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地方、本土与世界、中心与边缘的综合视野中，建立起当代文艺构建国家形象的学理形态与实践方略。归纳起来说，我们这个研究项目，就是要在形象构建的学理形态和实践方略上拿出有效的知识建构。从未来发展来看，下一步将有可能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作一种国家形象的战略研究，从总体的、宏观的战略层面研究形象塑造的基本方略和全方位格局。文艺创作怎样构建中国形象呢？我有一段话表述作为我的核心观点：文艺创作主要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广阔视野中通过状摹、刻画、展示、表现关于中国的人、物、事，以审美方式生动具体地建构中国形象。要致力于在文艺领域全方位地构建“国家形象体系”，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整体、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地方的张力中，以“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多元化样态。具体来说，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应当聚焦基本问题，形成“形象八论”，这就是我们的形象诗学新建构的核心内容。一是“形象定位”，即什么是国家形象，如何解析国家形象的复杂内涵，文艺领域塑造国家形象的特殊性，当代文艺应塑造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文艺中国家形象的类型划分与范式追求等。二是“形象追踪”，包括中国文艺自身从传统到现代展示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域外“他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世界文化对话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如何呈现等。三是形象修复。包括对外梳理和厘清西方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解、误读与歪曲、妖魔化，对内分析政府、企业、国民面向世界时暴露出的自身素质缺陷，提出以文艺实践重塑中国国家形象的基本方略。四是形象塑造，这是核心部分，要立足于当代文艺实践，以主动、积极、建构的姿态和开放性、现代化的视野，确立国家形象的言语叙事和视觉审美的双重逻辑，建构起统一而又多样的国家形象体系。五是形象借鉴，即借鉴美国（好莱坞大片）、韩国（韩剧）、日本（文学、动漫）等在国际文艺实践中塑造国家形象的成功模式，吸取世界经验。同时探索国家间文化交互传播对于国家形象相互建构的内在规律。六是形象接受，一方面考量并提升新的国家形象体系在国民中的接纳度与认可度，发挥文艺作品在审美活动中对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文素养方面的独特影响力，形成新的向度上的“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积极适应域外受众的文化差异和接受心理，探索为域外公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讲述方式。七是形象传播。就是以形象诗学为立足点，以全球化为视域，以新媒介为载体，促进中国国家形象的艺术化传播、影响和渗透，并以一种跨文化的间性智慧，实现与“他者”文化和“他者”形象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印证、相互建构，不断激发形象建构的内在活力。八是形象诗学新建构。在以上形象七论的基础上，我们最后要围绕着国家形象的诗学研究，形成对形象诗学新建构的一种理论表达，系统总结提升文艺领域国家形象构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拓展形象诗学的学理内涵，使之成为当代文艺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围绕以上形象八论，我们形成了“一总”与“六分”的研究格局，概要地说，“一总”是指课题的主干部分，即文艺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总论，将从“外在表现”与“内部机理”两大方面对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进行综合研究。特别要揭示形象建构的内在机理，我们要从功能实现的机理、主体定位的机理、内涵表达的机理，还有形象接受的机理等方面来细化。这“一总”的具体内容就是“形象八论”。“六分”主要是围绕着一些相关的领域开展的延伸研究，从而继续深化对本课题核心内容的探索，为申报后续研究课题做相关的基础性准备，主要是这六个方面：第一，中国文艺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史研究。意在以史的线索来切入国家形象研究，通过对古代、近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不同门类、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国家形象进行系统的梳理，包括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中中国形象的追踪，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力图论从史出，提炼升华，形成当今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有益借鉴。第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呈现，我们尝试以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共九届，计四十三部长篇小说）为典型案例，分析其中国家形象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呈现方式，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向世界所呈现的多元面貌，特别是以富有文学性的长篇小说形式表现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第三，中国当代影视艺术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出现的中国形象宣传片所产生的传播效果说明，在当今这样的视觉文化时代，国家形象的影像呈现具有更直接的传播和接受效果。大陆和台港澳以及海外的影视艺术家以各自的家国情怀对本土文化特性和民族性格、人物风貌的不同理解，以及各具特色的视觉呈现可以为“影像中国”提供多角度的建构，形成更具代表性的国家形象展示。第四，中国当代综艺演出中的国家形象呈现。伴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出现了以“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和《云南映像》《木兰诗篇》为代表的海外巡回演出形态；以《云南映象》、《藏谜》、《多彩贵州风》为代表的原生态综艺演出；以“印象”系列、《长恨歌》、《大宋·东京梦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中华泰山·封禅大典》、《汉风华章》、《梦回大唐》《井冈山》等地方大型山水实景演出。这些多门类、多媒体综艺演出对中国的民族风情、地方文化和山水景观有直观而生动的展示，是对中国文化深厚底蕴和富有活力的当今风貌的形象展示，其中所呈现的国家形象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后来大型综艺演出又被纳入我国的主场外交当中，形成了主场外交的固定模式，更加具有艺术化建构中国形象的传播功能。例如二〇一六年G20杭州峰会，张艺谋导演了五十分钟的西湖畔综艺演出，非常成功；二〇一七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也搞了一个很有国际范的演出；二〇一八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又有一个专场文艺演出。可以说这种基于主场外交的高规格专场文艺演出特别带有“国家性”，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形象的塑造是怎么实现的。第五，中国当代音乐美术中的国家形象呈现，目前这两个领域都很活跃。有关艺术中的国家形象的讨论最早就是从美术界开始，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在这两个领域中得到积极探索，在传统与先锋的不同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当代音乐美术的多元面貌，而民族音乐和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彰显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就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问题。第六，中国当代新媒体艺术中的国家形象呈现。新媒体艺术是在网络时代和数字技术不断进步的支撑下逐渐流行的新兴艺术形态，也是在当今视觉文化和图像传播占主导地位的情势下，必须高度重视的新艺术形态。新媒体艺术依托网络传媒和数字技术，强调连接性与互动性，特别贴近年轻人的欣赏需要，具有不拘泥于传统的先锋姿态和个性特征，是传播更快捷的艺术形式，应当重视它对国家形象传播的独特作用。归纳起来，关于形象诗学的新建构，我们在研究中概括为十大问题。有些刚才已经涉及了，我再简单汇总一下。一是如何界定和把握独特而又丰富的研究对象，确立在文艺领域全方位地构建“国家形象体系”的战略目标。二是如何把握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构建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理，从而实现诗学层面的总体研究，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构成了我们研究的《理论篇》。三是作为对国家形象构建的诗学研究，如何把握文艺作品中呈现国家形象的审美特殊性。四是如何把握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复杂性。创作主体本身的构成就很复杂，比如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作家艺术家身份不同，还有大陆本土的艺术家和台港澳的艺术家，以及海外华人艺术家，他们各自的文化身份不同，对国家的感受和认同也不相同、他们的家国情怀存在着内在的复杂性。形象的接受主体——受众也很复杂，有国内受众与国外受众，国外的受众当中又包括旅居国外的华侨华人和地道的外国人，二者又存在区别，所以受众也有复杂性。五是国家形象构建的内外功能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对外，还要看对国内，对我们国民本身的影响、凝聚、提升的作用。六是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中的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的关系问题，两种形象之间肯定会有差异，也可以互鉴和互补。七是形象建构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八是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想象性与现实性的问题。文艺塑造的形象往往是想象的，想象性的形象如何让他具备现实性的品格，这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九是形象塑造的历史性与现实性问题，我们往往强调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是不同的，历史和当下语境的不同也就构成了形象塑造的不同特质。十是文学艺术中的中国形象谱系问题，要构建怎样一个形象谱系呢？这当中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值得研究。四、文艺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样本分析形象诗学不仅要确立自身的理论构架，建立起基本的理论观念，而且要在恰当的应用场域内进行多类型、多形态的样本分析，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中总结提炼文艺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审美规律，从中寻找具有普遍性的认知特点和实践方略，因此对文艺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典型案例做样本分析，是我们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的样本分析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多个门类、多种艺术样式、多方面的创作主体，试图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中检验我们的形象诗学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就说一个案例，谈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国家形象建构问题。我知道，今年上半年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来到东吴讲堂给大家开讲，他是我所敬仰的文坛常青树，在我担任师大校长期间曾经接待过王蒙先生，主持过他的文学讲座。他的创作历程如此之长、创作的成果如此丰富，对外来创作方法和观念的吸收借鉴如此多样，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型作家的创作风采，看到了他所代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一种风貌。二〇一五年，王蒙先生的《这边风景》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个结果，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长篇小说作品多，竞争十分激烈。当年茅盾先生倡议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并捐出自己的稿费作为启动资金，专门奖励长篇小说中的优秀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每四年为一个评奖周期，每一届评出不超过五部获奖长篇小说。这个遴选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如今中国的长篇小说年生产量已经达到三千五百多部，四年一个周期，累计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小说约有一万四千部，要从中评选出五部优秀长篇小说，那的确是好中选优，竞争很残酷，难免有遗珠之憾。茅盾文学奖由此就成为一种标杆，就是人们心目中觉得能够代表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的、体现鲜明的文学性、带有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作品能够获得茅奖。获得茅奖也是对作家的一种很大的激励。莫言在二〇一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前一年，他的作品《蛙》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我们江苏作家当中，毕飞宇首开记录，其《推拿》获得茅奖，打破了此前江苏作家的“茅奖荒”。茅盾文学奖作品构建的国家形象应该怎么研究呢？我们尝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谈它在国家形象构建上的特殊性。一是史诗情结，二是英雄主义情结，三是现实主义情结。这三个关键词就点出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呈现国家形象的审美特殊性。首先说“史诗情结”，史诗性是长篇作品创作的一种最核心的审美要素，甚至可以说，史诗性是人们对长篇小说的最高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性人物卢卡奇就把史诗性看作是文学的最高审美追求，是对文学最高的褒奖。对于茅盾文学奖作品，史诗性反映出来它的一种深刻厚重的审美内涵。一般讲到史诗性，人们提到的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这部长篇作品改编成了电影，又改编成了八十集的电视剧，可以说是涉及到了不同的艺术种类，人们说《白鹿原》是具有史诗性的内容丰厚饱满的一部作品。也有人把李凖的《黄河东流去》看做史诗性作品，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作品，被认为具有宏大叙事的史诗特点。可以说这种史诗情结是茅盾文学奖作品构建国家形象的一大特殊性，也是以文学形态构建国家形象的特殊性。你让别的艺术例如音乐美术怎样具有史诗性，有时候比较难，当然音乐作品中像斯美塔娜的《沃尔塔瓦河》是具有史诗性的，美术作品中的长卷在散点透视之下也能打破时空限制，具有史诗般的宏大气象。像文学这种容量很大的长篇小说，它以一种史诗的风貌来呈现中国的历史形象和现代形象是有审美特殊性的。其次说“英雄主义情结”。英雄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来讲，是一个老问题，但老问题有可能出现新面貌，在茅盾文学奖作品中就塑造了丰富多彩的英雄人物群像，呈现了英雄主义的多元书写。新中国文艺的英雄形象构建史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一是完美型英雄塑造，塑造“高大全”式的完美型英雄形象，但是过于完美的英雄总是高居云端，难以贴近百姓生活。二是“缺陷型”英雄塑造，例如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出现以后，引起人们的热议，认为缺陷型的英雄更加真实，有吸引力，是很接地气的英雄，得到观众的喜爱。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新英雄观的讨论，要探索如何塑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英雄形象，探索英雄主义的文学书写如何体现新英雄观。三是出现了“非英雄化”倾向，出现了对英雄形象的一种虚无主义态度，要对英雄形象实现“祛魅”，把英雄还原为普通人，出了很多恶搞的作品，从雷锋到邱少云到潘冬子等等，恶搞英雄、消遣英雄，是值得警惕的创作倾向。四是出现了可喜的“返英雄化”现象。随着影片《战狼Ⅱ》和《红海行动》的出现，英雄主义的影像书写又呈现了新的面貌，我把它叫作返英雄化，就是英雄归来，在新的创作和欣赏的语境和平台上呈现了英雄塑造的新面貌。我们侧重研究了茅盾文学奖作品中的英雄主义情结是如何表达的，在国家形象的文艺呈现中，英雄形象最可能具有代表国家的属性，也最能发挥出对内和对外的影响功能，所以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我们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应当从英雄叙事的演变和转换来看国家形象塑造的艺术规律。再次说茅奖中的现实主义情结，这也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新问题。在茅奖评审当中对现实主义作品的看重是约定俗成的，从最初的第一届到现在的第九届，几乎所有作品当中都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为什么王蒙先生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到第九届才获奖呢？这与王蒙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率先学习借鉴国外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有关，与他的这种多元化艺术创作有关系，例如意识流等都是他最先尝试使用的创作方法。后来他越来越回归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不断地产生新的长篇作品，现实主义的审美特征更加浓厚，因此而最终获奖。可以说现实主义情结成为了茅盾文学奖塑造国家形象最直接、最根本的一种特性。我们甚至把它表述为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导权。当年卢卡奇就曾经在文艺批评中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为最高的创作原则和艺术标准，其影响所及，就使现实主义成为理论和创作中的核心话语，具有了审美领导权。这一点在茅盾文学奖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所以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其国家形象塑造的现实主义特质。以上这四个方面是我向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课题研究和思考的基本情况，在此向各位老师和同学请教和交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丁晓原：非常感谢徐老师。听了徐老师的报告，我感觉他身上原有的高校领导干部的形象渐次地褪去，还原了作为学者的本色，使我感觉到他第一是个好老师，将近两个小时表述的内容非常清楚；第二是个好学者，他把承担的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最新成果跟我们分享，我听了之后觉得今天请徐老师来我们东吴讲堂是受益匪浅的。专家们来东吴讲堂讲的内容，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也不熟悉，但给我们打开了思路，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当时举办这样一个讲堂，最重要的初衷是让我们的学生受益，让学生打开视野，想象世界，想象中国。感悟到世界是那么大，学术是那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同学听了徐老师的讲座应该从思路和视野上的角度去考虑。我听了以后是非常清楚的，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切入的话题，是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形象的建构，如何去解决这个形象焦虑的问题。第二，结合到我们的专业和文学理论课程，引入形象诗学来研究文艺中的国家形象建构，谈形象诗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讲的理论资源的问题，第三是基于现实问题如何解决，提出形象诗学新的建构，形象八论、一总六分、十个问题，容量非常大。第四，又回到感性的问题，讲具体的案例做样本分析，这个给我们的启发是非常大的，下面留一点时间看同学和老师有什么问题要向徐老师讨教的。李春红（常熟理工学院教师）：徐老师，你好，我想提问一个关于国家形象塑造的问题。刚刚您提到审美的问题，如果从审美范畴分类的话，您介入这个话题的角度应该是从崇高的角度，希望把我们国家的形象通过文学的、文化的方式以很正面的形象、一个崇高的形象传播出去。如果联系到文学，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文学观念。我们一直有一种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该去传输真善美的东西，刘再复先生曾经提到一个文学观，他认为文学的目的是去传播真善美，这是一种文学观念；当然还有另一个文学观，认为文学不仅仅可以承担这个使命，它的目的是呈现。您说的这个关于文艺中国家形象的构建，可能属于前者。我想问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心胸非常开阔，知道我们有很正面的形象，其实也有落后的，也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整体才是我们国家形象的全部的时候，这会不会是一种更宽容、更多元的形象观呢？我希望文学是很多元的，从中体现对国家形象整体的把握。您有没有在研究过程中担心到那些小花小草等属于优美的东西会被忽略？谢谢。徐放鸣：李老师这个问题带有挑战性，这正好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把我的想法进一步说清楚。我们的研究当中很注意国家形象构建主体的多元性，包括体制内外，包括本土和海外，各种身份的构建主体都在我们的研究视野当中，所以我们力图还原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因此绝不仅仅限于主旋律，我们立足于观察不同的作家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文化身份，甚至包括他的情感归属，对中国形象的真实呈现。在这种呈现当中，崇高的也好，优美的也好，浪漫主义的，抑或现实主义的，甚至包括独立制片人的一些作品都在我们的研究视野当中。像我们的纪录片研究当中，有主旋律色彩的乡土中国呈现、独立制片人视角的乡土中国呈现，还有国际视野中的乡土中国的呈现，我们把这三个样本放在一起，来观察对中国形象呈现的多面性，力图在这当中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多元的中国形象，我想这样才有意义。假如我们一味地只是弘扬崇高的形象观，那可能会对域外的公众和我们自身的公众带来一种误导，比如说，现实主义作品的真正魅力恰恰在于揭示出生活中一些值得重视、值得警醒的问题，就像今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创造了三十多亿的票房。从我的观察来看，它在艺术上并没有达到太高的高度，但是这个题材的敏感性，揭示了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曾经说这一部影片改变了国家的某一项政策，现在不是抗癌药已经零关税引入中国了吗，它起到了这个效果，就这一点它就是成功的。所以我们绝不是只强调主旋律，而是在多元视角当中还原中国形象的立体化建构。李春红：谢谢，看来我应该多读一下您的书。徐放鸣：不敢当，向您请教，与您共同探讨。丁晓原：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衷心地感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有价值的，我觉得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得非常好的、信息量很大的一次学术报告，谢谢徐老师，谢谢大家。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文章来源：东吴学术 网址: http://dwxs.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41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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